Part2  供需矛盾

    1比30

    相对来说，这是很顺利的一次捐献。尽管内心很挣扎，但冯凤的家人很通情达理。尽管最初捐献者所在医院有领导不了解情况，不理解器官捐献，因而不同意提供手术场地，但沟通过后误解烟消。

    截至10月8日，郭勇协调成功的捐献达20例。这在全省通过培训并获颁证的51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中，成功案例数量名列前茅。截至同一天，湖南省共实现捐献105例。

    郭勇的本职工作是湘雅二医院的医生，据他保守估计，湖南每月至少有上百个（濒危）适合做捐献的病人，目前只有极个别人最后做出了捐献选择。而在他每一例成功案例背后，约有7条失败线索。

    据卫生部统计，目前，我国每年大约30万各种脏器衰竭患者登记器官移植。依靠死囚捐献、普通公民身后捐献、亲体移植等渠道的供体器官，全国每年可完成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。器官供需比约为1:30，缺口仍巨大。由于供体奇缺，很多人在等待中死去。

    捐献成功率不高的背后，有病人家属内心的挣扎和不舍，而更多的挑战来自于社会的不了解、误解，和传统观念的压迫和束缚。

    “秘密捐献”

    今年8月，湘西南某地有一例“秘密的”捐献。除了捐赠者的女儿和姐姐，这例捐献不被其他亲属和熟人知道。

    捐献者20岁的孤女小晴（化名）主动提出要捐出父亲的肝和肾。她曾看过2012年度感动中国颁奖典礼，被12岁女孩何玥逝世后捐献器官的故事打动。小晴想让父亲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延续，愿意救“可以救活的人”。她很坚定。但她害怕被人误解、指责，“好狠心、不孝，把爸爸的肝肾都卖掉了”，所以选择“秘密”的方式。

    去年在郴州，一位病人家属在同意捐献后，因为怕邻居和别人误解与指责，害怕异样的眼光，纠结反复了一天，还是无法打消顾虑。在郭勇准备放弃、回长沙时，他终于打来电话，决定捐献。

    而在郭勇的经验里，这种担心并不多余，不止在小晴生长的小山村存在，即使在城市也有很多。他不止一次遭遇“买卖器官”的指控，有一次甚至差点被“激愤”而不了解情况的旁系亲属殴打一顿。他一遍遍解释自己是协调员、志愿者，捐献是正常的爱心事业，不是器官买卖。但这并不能瓦解对于人体器官捐献的误解和无知。郭勇说，单靠协调员单枪匹马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，他希望媒体和社会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，对于家庭困难的捐献者，只有一笔小小的救助金。现在的做法是“四个一点”：政府投入一点，医院支持一点，社会募捐一点，受益者拿出一点。

    误解和遗憾

    从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，这项事业仅有3年发展时间，而且尚未在全国铺开。民众的知晓率尚低，能客观理性认识器官捐献本身及其意义的人更少。

    在郭勇的印象中，甚至一些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也存在误解。就像冯凤的捐献中，医院最初也存在误解，以为摘取器官会带来纠纷。郭勇说，有做移植资格的医院很少，很多医院不了解器官捐献的情况和政策。今年8月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外公布了全国165家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名单，湖南有8家名列其中。

    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的传统观念，是人体器官捐献的另一障碍，许多人因之对器官捐献“闻之色变”。

    在一个器官捐献成功之前，还可能遇到种种障碍。有时是家族里某位亲属不同意，到最后只能放弃。有时候，家属同意了，因为一些部门不了解不配合而告败。比如涉及交通事故，保险公司、肇事方不配合，要等病人死亡，一次性赔清。“即使到了可捐献状态，如果做捐献，他们会说因为捐献而死亡，不赔钱。”郭勇说，这种时刻，很多家属考虑到赔偿，最后放弃了捐献。

    Part3    背后故事

    辛劳

    9月，郭勇完成了5例捐献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和辛劳。

    有一个因为意外事故达到捐献状态的残疾人，离家15年，没跟家里联系过。没有身份证和户口，只有残疾人证，上面的名字又是错的。为了不浪费这条线索，郭勇拿着这个错的名字，连夜在长沙市公安局查找，只查到他家在娄底涟源的一个林场。第二天早上六点，他驱车赶往娄底寻找病人的家属。“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不知道他家人能不能找到。即使找到了，还在不在？即使在，同意不同意？”最后，这例捐献做成了，“过程就跟《寻情记》一样。”

    9月23日那天做成了一例捐献，郭勇却在前一天和当天在银行ATM机取钱时，两次忘记拔卡。一次卡被吞掉，一次被人取走一万多元。“记忆力下降，人脑子整个是乱的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当他向记者讲述这些时，他刚送完一对捐献者父母回娄底回来。“从昨天到今天，车子开了一千公里，真的很辛苦。长途开车，精神高度集中。还要与病人家属交流，与医院沟通交流，要请专家做脑死亡判定，包括下葬、处理后事等，做各种协调。人际关系特别复杂，很伤脑筋。”而在9月17日的那个夜晚，随行的记者亲眼见到他在长达六七小时的奔忙中，没来得及喝一口水。而一路跟踪体验的记者，脚痛了两天。

    这个工作敏感而易被误解。郭勇说自己得在意每一个细节，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在手术室见证时，他总是一边祈祷手术越快越好，确保器官的质量，一边希望器官完好不被损坏。他会参与捐献者原貌恢复，“帮忙拔管、擦脸、做面部美容，穿好衣服，尽量做好，让死者走得安详，让家属尽量安心。”

    协调员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身份，没有工资，没有补贴。协调员本身多是医务工作者或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。郭勇是湘雅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，专业与协调员的工作对口。郭勇说，医院给了他做协调员很大的自由，也给报销过路费和油费。当然，由他协调成功的捐献，器官分配系统分配时会优先考虑湖南省的器官等待者。

    朴实的感动

    郭勇为什么会选择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呢？

    郭勇是一个泌尿外科的医生，长期接触尿毒症患者。他说自己看到过很多一个尿毒症患者拖垮一个家庭的故事，“它不是癌症，却比癌症更可怕，3天一血透，一个月得好几千。只要一直血透，就一直活着，一直觉得有希望，时间长了，一个即使富裕的健康家庭也会被拖垮，全家人在精神上、物质上跟着受苦，很可怜。”但是，不像癌症，尿毒症只要做了肾脏移植，病人就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，重新参加工作，过自己的生活。郭勇觉得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。

    接受肾脏移植的病人，恢复状况好的话，不到一星期肾功能就可以康复。郭勇还记得有个大二时患尿毒症的女孩，做了肾移植后，完成了学业，参加了工作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不久前，他听说她有男朋友了，快结婚了。郭勇觉得很开心。

    而更多时候，是捐献者带给他感动和坚持的信念。郭勇说，在身体能承受得了的情况下，他还想坚持做协调员的工作。

    郭勇的QQ空间有篇叫《哭》的文章，讲了他经历的一个故事。一个60多岁的浏阳老人，在最后一个儿子快过世时，主动提出愿意捐献儿子的器官，没有任何要求。遗体火化时，老人坐在地上放声痛哭，很无助。后来郭勇去看望老人，送些钱和生活物品时，这个木讷孤独的老人，一个劲摘家里的桃子给他吃，眼里满是感激。郭勇感动而心酸，面前这个朴实善良的老人，并不知道器官捐献的社会效益有多大。

    还有一对娄底新化的父母，在失去“像才出山的太阳”的24岁儿子、悲痛欲绝时，捐献了儿子的肝脏、肾脏和眼角膜，救了3个人，使两个人重获光明。朴实的母亲说，“有人说你真伟大。这是没有办法啊，救不活了。救救可以救活的孩子吧。能捐的都捐了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”

    心愿

    想见见受捐者。很多捐献者家属都有这样的心愿。而人体器官捐献有双盲原则，双方并不知道彼此是谁。“可以跟受捐者讲器官来自捐献，让他保持感恩的心，但不能违背原则。除非受捐者主动提出想见捐献者。”郭勇说，但有相见意愿的受捐者很少。

    而比见见受捐者心愿更迫切的，往往是生活的现实。郭勇发现，大多数捐献者都是来自贫困的的家庭，而治病又花了不少钱，很多甚至负债。这些失去至亲的老人或孩子未来怎么办，这个沉重的问号让人揪心。那对失去24岁儿子的新化父母说，“20多岁的儿子都靠不住，还能靠什么呢？儿子没在了，今天明天一个样，还有什么盼头呢？”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郭勇有个心愿，希望人体器官捐献可以走向正规化，机制能建立并完善，有规范的程序和更到位的配合。他还希望，有更多的人了解、支持这项爱心事业，能让贫困的捐献者家属能得到更多关注和帮助。